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于民众对社日活动的主观诉求与社日活动的客观功能之间的契合，即，乡村民众能够通过对社日活动的参与满足自身的种种需求。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
首先，对生活在一方土地之上、以农业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唐代乡村社会民众来说，生活安宁、庄稼丰收是其首要愿望。而“社公千万岁，永保村中民”[6](P4451，元稹：《古社》)，“惟（社）神载育黎元，长兹庶物”，“惟（稷）神主兹百谷，粒此群黎”[14]（卷七一），社稷神正是他们心中的保护神。对神灵的信仰与“神在于敬，可以邀福”的信仰结合一起，就成为社日节祭社稷活动展开的神性基础。一方面，为实现美好愿望，人们用自己的行动（祭祀、歌舞甚至饮酒）向神灵表示敬意，祈求神灵的福佑，春社就是这样的场合。另一方面，当生活安宁、庄稼丰收在秋天成为一种客观现实且被视为神灵福佑的结果时，民众同样会发自内心地以祭祀的方式向神灵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便是秋社的主要目的。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
其次，和所有朝代的人一样，唐代乡村社会民众需要休息需要娱乐需要将平淡无奇的生活装扮得丰富多彩富有节奏。尤其当庄稼丰收之后，更需要举行活动庆祝自己的辛勤付出获得了回报，需要举行庆祝活动以表达安居乐业的喜悦之情。社日节显然具有满足这种需要的功能。在社日节，人们演奏乐器，跳起舞蹈，品尝佳肴，畅饮美酒，虽是以娱神的名义，客观上却是在节奏明快的鼓乐声中，在热情奔放的歌舞之中，在令人痴狂迷醉的饮酒之中娱乐了自己。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
再次，以民众共同体（地缘组织或志缘组织或业缘组织）为单位的社日活动具有联络组织成员感情、固化组织关系、建设并强化组织成员认同感和归属感等功能，可以满足共同体成员相应的需求。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
毫无疑问，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成员都会面临着来自疾病、伤害、老年、家人死亡、经济困难等方方面面的风险。在我国传统社会，社会风险一般通过“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家庭保障方式来承担和化解。由于乡村小农经济的脆弱，当风险尤其是重大风险来临时，仅依靠单个家庭的力量往往难以化解，于是，多个家庭、来源于不同家庭的民众之互助便成为一种必须。事实上，基于地缘关系而形成的村落内部的互助关系一直存在于乡村社会之中，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在唐代，作为业缘、志缘组织的私社的出现，往往基于组织成员之间相互帮助或互相依赖（包括精神需求方面）的关系，基于时时处于风险之中的组织成员对于生存安全感的需求，这可从当时一个私社的约定中窥见一斑。其文曰：“夫邑仪（义）者，父母生其身，朋友长其值（志），遇危则相扶，难则相救，与朋友交，言如信，结交朋友，世语相续，大者若姊，小者若妹，让语先登”。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
显然，当一些人（属于不同的家庭）为着某种明确的目标结合成一个共同体的时候，他们必然期望着这个目标的实现。目标的实现，则有赖于全体成员对所属组织的认同感、归属感，有赖于全体成员对业已约定的社内规章（社条）的遵守，以及彼此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友好合作关系。因此，如果一个社员希望当其遭遇风险时能够依约得到其他成员帮助的话，他就需要一种社会安排或曰社会设置发挥联络组织成员感情、固化组织关系、建设并强化组织成员认同感和归属感等功能。强调以民众共同体为单位、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其中的社日节恰恰就是这种社会安排。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
最后，乡村社会民众的安居乐业有赖于社会有序，因此希望并维护社会有序便不只是官方的追求，也是乡村社会民众的普遍需要。尽管社日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乡村民众的狂欢日，会对业已存在的某种社会秩序造成疏离甚至反叛。但与此同时，它也被利用以厘定、重整、强化日常生活所应该遵循的规则。祭社活动依照程式有条不紊地进行，在共同体中处于不同地位、具有不同身份的人在祭社活动中各有其职司，祭社场合中的宣政教化等等，其实都具有维护、建设乃至强化社会秩序的作用。不仅祭祀，宴饮的场合亦有同样功用。比如不少私社在成立之时，就以制定规章制度（社条）的方式对宴饮场合可能发生的破坏秩序的行为做了严惩规定，如敦煌文书斯六五三七号背/3-5《拾伍人结社社条（文样）》云：“五音八乐进行，切须不失礼度。一取录事观察。不得昏乱事（是）非。稍有倚醉胸（凶）粗，来晨直须重罚。”又曰：“凡为邑义，虽有尊卑，局席斋延（筵），切凭礼法，饮酒醉乱，胸（凶）悖粗豪，不守严条，非理作闹，大者罚醲腻一席，少者决丈（杖）十三，忽有拗戾无端，便任逐出社内。”[18](P49-52)这些规定无疑具有维护秩序的作用。再如《太平广记》录有唐人侯白《启颜录》中的一篇《千字文语乞社》，内有对社日宴乐场面的描写：“遂乃肆筵设席，祭祀蒸尝；鼓瑟吹笙，弦歌酒宴；上和下睦，悅豫且康；礼别尊卑，乐殊贵贱。”[21](P1955)从中亦可看出对上下、尊卑之别的格外强调。而别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正是众所周知的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
总之，民众对社日活动的主观诉求与社日活动的客观功能之间的契合，使谋求主观诉求得以实现的民众会主动参与到社日活动当中来。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
当然，寻求社日节在唐代兴盛的因素，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即社日乃唐代的传统节日。尽管由于战乱等原因，唐朝初年祭社的传统在一些地方遭遇断裂，正如武德九年《亲祀太社诏》所说，“末代浇浮，祀典亏替。时逢丧乱，仁惠施薄。坛壝缺昭备之礼，乡里无纪合之训”，作为一种民俗传统它还是深深地扎根于乡土社会，社日祭祀宴饮仍被绝大多数人视为“常识”并加以实践。张文琮立劝建州百姓祭社时说“春秋二社，盖本为农，惟独此州，废而不立”，“惟独此州”的说法可能出于策略而难以真实反映祭社礼制不被实践的真实情况，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仍被实践的普遍性。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
以上，从不同方面分析了社日在唐代乡村社会中兴盛的原因。大体而言，作为唐代一个传统节日的社日节，它从唐代以前官方与民众对社日节俗活动不断的反复实践那里获得了基本的生存力量，当唐朝建立，它又为当时的官方所支持，为当时的乡村民众所需要，从而获得了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呈现出兴盛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对社日节支持的意图与乡村民众对社日活动参与的动机之间保持着一定的一致性，却又并非完全相同。而当官方出于自己的目的对祭社活动表示支持并以礼制加以约束和指引之时，民众在具体的实践中也并没有完全遵循官方的礼制规定从事，他们往往从自身的需求出发，以自己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着对神灵的祈求与感恩，表达着对世界和自我的赞美与肯定。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
（四）余论：社日节的变化与唐代乡村私社的发展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
以上，笔者将社日节在唐代的兴盛作为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来看待，但还应该指出，社日节本身在唐代社会处于变化之中，同时它也是表现和参与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变量。从文献资料来看，初唐时期社日节并不兴盛，前引高祖的《亲祀太社诏》以及张文琮力劝建州百姓祭社的历史事实均可为证。大约唐玄宗时期，社日节才又兴盛起来。在笔者看来，这种变化既是唐代乡村社会私社发展的表征，也是其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
私社作为一种主要基于志缘关系（并常常与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业缘关系有关）而形成的民间组织，因其成员“基于一系列共有的目标、价值观或经验的共同认同，能够形成社会运动的重要基础”[22](P38)往往对官方统治具有潜在威胁而受到限制和禁断。如咸亨五年（674）三月高宗下诏：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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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二社，本以祈农，如闻除此之外，别立当宗及邑义诸色等社，远集人众，别有聚敛，递相绳纠，浪有征求。虽于吉凶之家，小有禆助，在于百姓，非无劳扰。自今已后，宜令官司严加禁断。[13](P707)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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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令对私社进行禁断。大约两个月后，高宗再次下诏：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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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二社，本以祈农，如闻此外别为邑会。此后除二社外，不得聚集。有司严加禁止。[8](P98-99)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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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与咸亨五年诏要求对私社的全面取缔相比，这次下诏体现了政府对私社态度的一种转变，反映了政府对私社存在的认可。这种转变大约出于两方面原因，一，私社是民众需要的民间组织，要全面取缔它不仅不可能而且容易引起民众的普遍反感；二，官方看到私社热衷有利于维护地方秩序的“社会”活动并希望借此以维护地方秩序。于是在既有所忌又有所求的两难之中，官方认可了私社的存在并做出“除二社之外，不得聚集”的规定。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祭社活动对于私社获得其存在合法性的重要价值。或者说，正是借助或部分地借助春秋二社节里的“社会”活动，私社得到对其怀有戒心的政府的认可，从而获得了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发展到唐玄宗天宝七载，官方文献中已经出现了“闾阎之间，例有私社”的词句。[5](P430,李隆基：《加应道尊号大赦文》)此时，私社的合法性已不成为问题。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
对于并非生活在政治真空中的私社来说，“社会”（因祭社而聚会）是它们为政府认可的惟一的聚会由头，而它们也希望借此继续赢得政府的信任，更何况它也是私社成员为联络彼此感情、固化组织关系、建设并强化组织成员认同感和归属感之所需。因此，各个私社总是积极参与祭社活动，并常常在结社之初就将“社会”作为组织的重要活动加以强调，而这必然促进社日节的繁荣。反过来，社日节的繁荣又会吸引更多的人结成组织。由是，在社日节的变化与私社的发展之间出现了一个互动关系，二者互为结果，又互为原因，还互为表征。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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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勃(1972— )，女，山东定陶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民俗史研究。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