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老舍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都在随后编辑出版的《民间文艺集刊》第一辑上发表了，惟独周扬的开幕词没有发表。大概是因为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觉得自己是主持者，虽然是他张罗并主持了成立大会且致了开幕词，但他毕竟不是民间文艺的行家。但周扬一生很重视他的这个讲话，把这份篇幅很短的讲话稿保留了几十年，最终将这份生前没有发表的讲稿收入了他的五卷文集之中。
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 周扬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第一、二任理事长是郭沫若，周扬是副理事长。[4]成立初期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其业务范围，包括了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曲艺、音乐、美术、舞蹈、工艺等）和从国统区和解放区来的许多著名艺术家，因而有“小文联”之称。后来，各专业协会陆续成立了，民间艺术的不同行当也就自然而然地归到各专业协会去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专业范围，则侧重于搜集和研究民间文学。建国17年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团结各地会员，继承“五四”歌谣运动的传统和延安民间文艺工作的传统，做了很多工作，如搜集了大量民间文学作品，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搜集研究工作，成就尤为显著。对民间文艺作品的搜集出版和对民间文艺的作用的认识，比“五四”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受到重视。但无可置疑的是，民间文艺工作也受到“左”的文艺思想的严重影响，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下，在“搜集整理”、“厚今薄古”等的口号下，使搜集到的民间文学资料丧失了真实性，充满了思想的伪造与艺术的拔高，因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失误。这当然不能怪罪到某一个人的头上，是时代病所造成的恶果。
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 1958年，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时代，毛泽东发动了搜集民歌的运动。毛泽东3月22日在成都会议上说：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点试办，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会收到大批的（旧？）民歌，下次会印一本出来。毛泽东还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作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
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 周扬作为文艺战线的领导人，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搜集民歌的运动，当然要推波助澜，他在中共八大一次会议上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长篇发言。这篇文章发表在同年出版的《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他写道：“最近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倡导，全国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搜集民歌的运动。这是我国目前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一件令人兴奋的大事。”《人民日报》也于4月14日为这个运动发表了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对这次搜集民歌运动，应该一分为二，既不能像过去一些民间文学工作者们所作的那样全盘肯定，也不应像有些文艺研究家们所作的那样全盘否定。在全党动手搜集民歌运动中，各地编辑出版的民歌集，既搜集了大量的所谓新民歌（许多是浮夸风的产物），也搜集了大量的旧民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着手编辑多卷本的《中国歌谣选》（笔者参加了前期的编选工作），并以郭沫若和周扬二人的名义编选《红旗歌谣》。1958年12月，周扬（还有林默涵）亲自审阅修改定稿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国庆十周年献礼〈中国歌谣及故事丛书〉编选计划》，规定《中国歌谣选》收各类歌谣55000行，其中大跃进歌谣只占1500行，大部分是古代和近代歌谣。文革中曾批判周扬在编选民歌的比例问题上，表现了他的“厚古薄今”观点，看重传统民歌，轻视新民歌。为编选《中国歌谣选》，曾邀请了北大教授游国恩、魏建功来主持工作。文革前印出了五卷的内部征求意见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正式版本改成了两集本，于文革后的1980年出版。第一集收选近代歌谣，第二集收选新中国歌谣。与原先计划中的《中国歌谣选》相比，已面貌全非，恐怕与周扬当年的初衷已相去甚远。[5]虽然全书由周扬同志写序，但我相信周扬并没有看过全书。《红旗歌谣》于1959年1月由红旗杂志社出版。不管是文革前出版的《红旗歌谣》，还是文革后出版的《中国歌谣选》，显然都是在“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下的产物，所选作品，要么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军事）斗争的宣传品，要么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中产生的、或政治性很强的颂歌，反映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人情风俗和淳朴情感的“非政治性”歌谣则分量极少，不大能够较为充分地反映出中国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化的传统。尽管这个充溢着强烈的政治观点、政策说教和斗争情绪的选本，不能认为是一部成功的、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可与“国风”三百篇相媲美的近代民歌选本，但周扬的《中国歌谣选·序言》以及1959年写的《红旗歌谣·前言》对歌谣的历史、特性和意义所作的解说，应该说还是很精辟的。[6]周扬作为文艺理论家，对民间文学的特性是有深刻见地的，早在1960年8月4日，他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扩大理事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比如我是一个宫廷诗人，他也是一个宫廷诗人。我这个诗人经常向民间去找诗，他却不到民间去找诗，但他会拍马屁，皇帝就很喜欢他。我这里经常反映点人民的要求和不满，皇帝就打击我。越是打击我，我就牢骚越多，越不满意，就越反映人民的东西。”[7]他说这段话的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周扬在这样的时候用这样的思想启发大家，从民间作品中去看民间的疾苦和倾听人民的声音，不是值得记下一笔的吗？
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潮汕民艺网 csmynet.com “文革”开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其他协会一样被“砸烂”，停止工作长达十多年之久。1979年10月召开的第4次全国文代会上得以宣布恢复活动，周扬被选为主席。我在1957年到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文革”中受到冲击，后下放干校，1971年6月第一批从天津团泊洼文化部干校分配到新华通讯社工作。协会恢复时，我已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作编辑，后来转到《文艺报》和作家协会，没有也不想再回民研会工作。1982年夏天，在中宣部在河北涿县召开的文艺评论座谈会期间，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同志找我谈话，说民研会负责人××把协会搞得一团糟，还对中宣部兴师问罪，民研会工作瘫痪了，因为我在文革前在那里工作过，要我到去担任领导工作，而且不许××再插手民研会的任何事情。这虽然是中宣部的主管部长的带有决定性的意见，但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我没有思想准备。接下来，是文联党组的负责同志赵寻、延泽民、李庚分别找我，但我都没有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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